台北盆地的盛夏暴雨总是来得又急又沉，滚烫的柏油路面被倾盆而下的雨水浇透，蒸腾起一股带着铁锈与湿热泥土的浊气。
大安区这栋屋龄超过四十年的老公寓二楼，木质窗框在强风中发出规律的喀嗒震颤。
楼下转角独立咖啡店飘上来的深焙曼特宁香气，混杂着阴暗楼梯间难以散去的霉斑味，在潮湿的空气里沉沉下坠。
对街捷运站出口涌出大批撑着伞的通勤族，五颜六色的伞面在昏黄的路灯光晕中缓慢蠕动，如同某种在烂泥中挣扎前行的甲壳生物。
陆承锋坐在没有开主灯的办公桌后，指间夹着一把拆解到一半的军用折叠刀。
桌上散落着几张泛黄的退伍令影本、数位相机的记忆卡，以及三台老旧萤幕，萤幕上正无声跳动着大安区周边巷弄的即时监视器分割画面。
他身后的灰白水泥墙上，钉满了台北市的街道等高线地图，上头用红色细绳串联着几张模糊的车牌截图与跟监侧拍照。
这位三十三岁的前陆军特战上尉留着贴头皮的俐落平头，左眉处一道深褐色的断痕撕裂了他原本刚硬的眉骨，那是多年前在海外联合维和任务中被弹片擦过的代价。
古铜色的精壮手臂裸露在黑色背心外，每一条肌肉线条都紧绷得如同拉满的弓弦，哪怕只是安静坐着，周身依旧散发着特种部队那种随时能将人折颈断骨的肃杀戾气。
挂在墙角的老旧冷气机发出粗重的喘息，排出的冷风与窗外渗进来的闷热在室内形成了一道黏稠的界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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