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初,纽约南区的一份起诉书解了封。
被告一栏是一个英文名字。就是从前登在华尔街日报上、后来又被那几个调查记者从 Kessler 的遗物里翻出来的那一个。罪名列了七项,最重的一项,是在 Kessler 生前最后十八个月里,作为“实际决策人”操纵了四家离岸实体的资金流向。
起诉书第十四页有一条脚注,写得很含糊:本案部分事实,来自一位自九年前起即直接知情的证人自愿提供的陈述。
起诉书第三十一页有一段附注:被告目前可能居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。
美方随后通过外交渠道递了一份照会。
这件事在北京掀起的风浪,比那四十一页大得多。
四十一页是懂行的人的事。起诉书是所有人的事。有人说美国人这是冲着裴家来的;有人说不是,是冲着那四十一页来的——一个能把那个下界撬松的人,留在一个他们够不着的地方,那睡不着觉的就不是一两个教授了。
牌桌上的话也变了。
“裴家这回怎么办?”
“能怎么办。东西都收回去了,人也就是个名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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