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校传达室，下午四点。
窗户外头那两排老槐树早就绿透了，叶子密密匝匝的，把那毒辣辣的太阳挡了一大半，可那热气还是一阵一阵地从窗户缝里往屋里钻。
传达室的大爷六十来岁，光着膀子套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白汗衫，坐在那张旧藤椅上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摇着一把大蒲扇看报纸。桌上放着一台黑色的拨盘电话。
陈太忠站在那桌子跟前拿起了听筒。
“大爷，借个电话。”
“打吧，”大爷头都没抬，“本市的，两毛。”
陈太忠往桌上搁了两个钢镚儿，拨了寻呼台的号。那拨盘一圈一圈地转回去，嗒嗒嗒嗒。
“您好，凤凰寻呼台，请问，呼几号？”
那头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，甜甜的，脆脆的，一听就是天天坐在那儿一天说几百遍这句话的。
“二三七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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