午后两点的阳光穿透落地窗，斜斜地切过客厅那张昂贵的灰色麂皮沙发，将这座位于新店半山腰的楼中楼公寓切割成明暗分明的两个世界。
这栋房子太大了，大到即便开着全户型冷气，空气里依旧流动着一种空旷而冷清的寂静。
自从父亲与语薇姐的母亲再婚，并双双被外派至欧美负责跨国并购案后，这间隐私极佳的挑高寓所，便实质上成了我和义姊陆语薇两个人的封闭领地。
我们在法律上是重组家庭的姊弟，但在血缘上毫无关联。
在亲戚与外界眼中，我们是相处融洽、各自优秀的同住家人——二十六岁的语薇姐在信义区的外商行销公司担任专案经理，干练、知性、行事精准得宛如一台精密仪器；而我，只是个就读台北私立大学企管系二年级、面对异性连说话都会结巴的普通学生。
这种巨大的落差，让我面对她时始终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与自卑。
而今天，正是这种自卑与压抑彻底失控的日子。
周五的午后没有排课，语薇姐原本预计要加班到晚上九点。
整座安静得能听见山风吹拂树叶声响的公寓，给了我一种虚幻的安全感。
我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，反手带上房门，甚至因为过于心虚，只将门虚掩上而忘了转下防盗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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