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夜从旧书店归来后的日子，像被一层薄而坚韧的冰壳覆盖。
表面平滑如镜，映照出一切如常的倒影：上课，下课，收发作业，偶尔简短的交谈。
但冰壳之下，是深水暗流，是未曾言明的、沉甸甸的东西。
杨俞待我，是一种刻意调整后的“正常”。
她不再像旧书店里那样，流露出疲惫的坦诚或情绪的裂痕。
她恢复了师者的从容，布置任务时指令清晰，批改我上交的作业（包括那篇关于旧书店与痕迹的周记，她只批了“观察细致，情感到位，但结尾稍显仓促”）时评语客观，甚至在走廊遇见，也会像对其他学生那样，点头致意，微笑的弧度标准而短暂。
那笑容里，不再有赌约裁判时一闪而过的暖意，也没有旧书店中被戳破心事时的狼狈，只剩下一种干净的、有距离的平和。
她成功地将那晚的雨、那间发霉的书屋、那些尖锐的对话，连同我那句“我们是一样的人”的指控，都封存在了那层冰壳之下。
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，或者，发生过了，但已被妥善处理，归档，不必再提。
这种“正常”，比之前的任何态度都更让我窒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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